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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曾主持我国核试验诊断理论和核武器中子学的精确化研究。曾任国家“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首倡“无废城市”试点建设，现任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专家委员会主任。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获省部级一、二等奖十多项。
【院士访谈】
前不久，一则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利用核技术研发极端高温工艺消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的网络传言引发关注。随后，杜祥琬本人通过中国工程院官网发布声明，严正辟谣。这场舆论风波，让这位数次顺应国家需求、主动转换科研赛道的资深科学家再度走入公众视野。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对杜祥琬进行了独家专访。
垃圾焚烧与核技术毫无关联
记者：我们先谈谈近期网上的传言吧。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杜祥琬：我和团队这些年确实一直在牵头或参与“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和推进的咨询研究工作，但从未涉足、也未委托任何机构将核技术应用于垃圾焚烧领域，网传相关内容均为虚假信息。
这些不实信息拆解了我的以往工作，抽出“核技术”“垃圾焚烧”“无废城市”等吸引眼球的词，捆绑拼接，包装出看似高端前沿的科研叙事，极具迷惑性，但完全不符合事实。
我从事的核领域研究，核心是核裂变、核聚变原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便分别利用核裂变和核聚变的原理释放出巨大能量，属于核反应范畴。而垃圾焚烧，依靠的是常规物质燃烧发电的基础原理。二者原理截然不同、毫无关联。
记者：还有网友提到，既然技术能处理垃圾，生活中就不需要垃圾分类了。
杜祥琬：这是一种错误认知。生活垃圾分类必不可少。
从技术层面来说，现有技术虽可实现干湿垃圾混合焚烧，但焚烧并非垃圾资源化利用最经济、最高效的方式。如果前端做好了垃圾分类，固体废物就能被分门别类地资源化利用，其回收的价值和效率都会提高。
与此同时，垃圾分类是全民践行“无废理念”的基础方式，是社会文明进步、公众素养提升的重要体现，更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当前垃圾焚烧是我国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的一种比较现实的方式。
多次转变研究方向皆因国家所需
记者：这些传言也从侧面反映出公众对核技术的极大关注。当初您是如何步入核物理这一领域的？
杜祥琬：1959年，国家重新启动留苏计划，我有幸被选派到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理论核物理专业。
上世纪60年代学成归国后，我被分配至九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跟随邓稼先、于敏等老一辈顶尖科学家投身国防科研事业。
在那里，我先后参与了氢弹原理试验、核数据检验，牵头搭建了我国核武器研究的第一个中子学敏感度计算程序。我们基于物理图像深度分析，提出了“非线性中子输运方程”的概念与解法。最核心的工作，是开展核中子诊断工作，并组建中子学物理学研究室——通过计算核物理参数，判断核试验里究竟只是发生了常规炸药爆炸，还是真正发生了核反应，为核试验提供核心数据支撑。
但我不能说这些成果属于我一个人。我国核事业的突破，是几代人持续几十年的努力换来的。一代代优秀的知识分子把青春、热血、汗水甚至生命，献给了草原、山沟、戈壁，荣誉属于为国奉献的科研集体。
记者：后来您又转向了激光研究。
杜祥琬：是的，一切转变皆因国家所需。
上世纪80年代，国际科技与军事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美国推出“星球大战计划”，布局激光、微波、高能粒子束等定向能武器，苏联、欧洲、日本也纷纷发力高端国防科技。我国国家安全面临全新挑战。
为了抢占高科技战略高地、筑牢国防安全屏障，我国启动“863计划”。我也顺应国家战略部署，转向“863计划”中的激光研究领域，这一做，便是二十年。那是我职业生涯中压力最大、攻坚任务最重的阶段，也是收获知识最多、技术突破最快、感悟最深的一段时光。
我先后担任强辐射重点实验室主任、先进防御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主任，作为大型演示验证实验总师，与激光专家组结合我国实际，敲定发展目标、研究方向与技术路线，自主选定新型主激光方案，探索出一条技术扎实、贴合国情、可长期发展的路径。后来，我国新型激光技术得以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跟那段时间的积淀是分不开的。
推行“无废城市”有三重效益
记者：您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之后，工作有什么变化？
杜祥琬：我主要承担国家高端智库中工程科技战略研究、理念凝练、顶层设计与政策建议等方面的工作，目的还是做对国家有用的实事。
我同时属于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和工程管理学部。那时，正值全球能源格局动荡，国内能源结构失衡、供需矛盾、能源与环境协同发展等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行业痛点与国家需求，我牵头主持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我国核能发展的再研究”等多项重大咨询项目，为推动国家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记者：您是怎么关注到固体废物治理领域的？
杜祥琬：在走访考察企业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固体废物治理是一个大问题。我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固废。为了治理废水和废气，国家专门出台了“水十条”和“气十条”，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对于固体废物的治理，当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在中国工程院启动生态文明建设重大项目之际，我们团队提出了一个课题，即“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战略研究”，专门针对固体废物的治理进行了系统研究。
记者：在前不久的第802次“香山科学会议”上，您提到了关于新能源固废处理的问题。
杜祥琬：是的。当前，我国新能源产业已走在全球前列，但随着风机叶片、光伏组件、动力电池等“新三样”装备逐步进入退役高峰期，大批量新能源固体废物集中产生，成为制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挑战。不同于传统生活垃圾，新能源固废是富集锂、钴、镍、银等稀缺战略资源的“城市矿山”，是支撑新能源、高端制造、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基础材料。如何安全、系统处置和利用新能源退役装备和组件，将废弃资源转化为国家战略资产，融入“无废城市”治理体系，是全行业必须长期破解的课题，这也是我持续关注固废治理的重要原因。
记者：“无废城市”具体是指什么？
杜祥琬：具体而言，“无废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其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无废城市”并非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废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旨在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
这一理念的形成，源于我们早年对核废物处理的研究积累。本世纪初，我们在江苏镇江调研生活垃圾治理企业，实地验证了垃圾发电循环利用的可行性与推广价值。此后又赴国内外多地考察成熟治理模式。经过对固体废物治理两年多的研究，我们团队牵头向国家报送了通过“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最终实现“无废社会”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从而推动“无废城市”试点工作的开展，以及后续大规模建设。
记者：推行“无废城市”能带来什么效益？
杜祥琬：推行“无废城市”，具备显著的环境、经济、社会三重效益。环境层面，系统化、规范化的固废处置模式，可根治垃圾污染乱象，改善城乡人居生态环境；经济层面，固废资源化利用可延伸再生资源产业链，培育绿色产业、创造就业岗位，激活区域经济新动能；社会层面，优质生态环境可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助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记者：“无废城市”建设的卡点在哪里？
杜祥琬：“无废城市”建设不是单一主体的工作，必须构建“政府引领、企业主导、公众参与”的三元共治格局。政府负责顶层设计、政策扶持、统筹布局、制度搭建，引领行业规范发展；企业作为核心实施主体，依托市场化运作优化技术路线、核算成本收益、打通资源循环链路，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公众是基础支撑，前端精细化分类、低碳环保的自觉践行，是后端资源化治理高效落地的前提。
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是固废处理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技术研发的推进格局。需要国家层面统筹布局，推动重点区域、城市群联动共建，坚持全国一盘棋，出台专项共建方案。
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财富值得代代相传
记者：您曾公开发表了不少关于学风建设的文章。当下最突出的学风问题是什么？
杜祥琬：当下学界存在浮躁心态，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浅层的治学不严谨，引用、实验记录、数据处理粗疏马虎；二是性质更严重的主观学术造假。二者都违背科学精神。
深究造假、治学松懈频发的根源，是功利化价值取向。不少科研人员、青年学生一味追逐论文产出、人才头衔、项目资源，一切以短期个人利益为先。明知数据、成果存在问题仍刻意造假，纯粹是利己行为，和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完全相悖，对科学发展、社会进步没有任何实质价值。
很多科研从业者觉得学术造假、学术失范离自己很远，认为只有评人才帽子、拿重大奖项才会牵涉学风问题。其实并非如此，学风问题藏在每一次数据记录、每一组实验曲线里，不能等到恶性学术事件曝光，才意识到学风出了问题。
记者：您认为要怎么加强学风建设？
杜祥琬：之前有研究生和我交流，说学风建设总强调树立崇高科研价值观，但普通学生很难一下达到这种高度。我当时和他们说，不必一开始就谈崇高，首先要做到品行端正，再循序渐进树立更高追求。
学风建设的关键在于教师、科研管理者与行业领导者。这三类主体恰恰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直接参与者。因此，若要从根源上端正学风，就必须从教育的质量与方向入手。做好学风建设，从根本上说是要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管理者要身体力行，做好榜样。整个科学共同体需下大力气，构建以自律为核心，教育、制度、文化、法治、监督相结合的科学道德诚信体系。
记者：您曾先后与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一批杰出科学家共事，从他们身上收获了哪些精神力量？
杜祥琬：与老一辈科研前辈亦师亦友、并肩攻坚的岁月，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王淦昌曾跟我说，“60岁是可以重新开始的”，他一直这么做，也一直敦促着我多做些实事。
高尚品格与家国情怀是支撑老一辈科学家深耕科研、终身奉献的底色。他们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终身践行“活到老、钻研到老”的科研精神，始终以国家需求为唯一导向，不慕名利、不惧困难。同时，他们拥有极强的自省精神，从不满足已有成果，主动承认自身不足、追求极致突破。此外，在团队建设中，擅长团结各方力量、凝聚集体共识，摒弃派系分歧，带领团队为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攻坚克难。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一代代科研人传承发扬。
记者：如何凝聚团队力量？
杜祥琬：这让我想到九院曾经的“鸣放会”。鸣放会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谁有想法就上台将想法写在黑板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不要害怕分歧，可以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聚集到一起，让大家把自己的观点都表达出来，再从中找到科学的平衡点，最终归纳形成有利于国家决策的参考。向每个有长处的人学习，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把事情做好。
在中国工程院工作期间，我又接触了很多年轻的新同事。我继续发扬在九院的工作经验，给年轻人充分表达和发表意见的机会，引导他们逐步建立起科学价值观和战略思维。同时，对他们起草的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甚至会议纪要，我都会一字一句地提出修改意见，引导他们建立起科学的思维体系和逻辑体系。经过多年的培养和历练，很多年轻的同事现在变成了中流砥柱，成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中坚力量甚至带头人。他们又会将这种做法和经验传承下去，使得我们的团队力量不断壮大，不断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记者 荆晓青）
致青年科技人才
现在我们的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价值观也变得多元化，每个人都面临很多不同的选择。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任何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和民族，都必然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主动选择崇高的价值追求，选择为国家、民族而奋斗。
著名小说家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没有那千千万万在任何岗位上都默默无闻、忘我劳动的人，就没有我们的事业。
国家需求并非遥不可及的宏大概念，各行各业、各类岗位都有贴合国家发展需求、具备社会价值的事，就看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新时代赋予青年人更多选择，这也意味着更多为国家作出贡献的机会。
青年阶段的学习，是人一生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人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我们要懂得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享受人生。希望大家以崇高的理想指引人生，实现个人与国家的双向成长，进而开创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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